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高龄老人健康状况和死亡率的变动趋势分析（18页）.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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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然而，在丹麦的研究中， 2010 年 95岁高龄老人的认知功能比 1998年93 岁高龄老人有显著改善(Christensen 等, 2013)。我们认为，中国与丹麦高龄老人认知功能平均水平变动趋势方向相反的现象可以从受教育水平的队列差异来解释。在控制年龄、性别、城乡居住地和婚姻状态后，与 1998年我国2008 年 80-89、90-99 和 100-105 岁的同龄老人相比较，我国 2008 年三个年龄组高龄老人队列(即比 1998年高龄老人晚出生 10年的队列)的受教育水平加权平均值显著降低(p=0.026p<0.001)，回忆自报童年时期经常挨饿的加权平均比例则高出 30.5%。

2、这是因为在 20世纪上半叶前期，我国国内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而这一时期又恰逢那些较晚 10年出生的高龄老人队列的童年时期，因此，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更低、幼年生活水平更差、成年后社会经济地位相应受到负面影响，由此导致这个队列的认知功能指数得分更低(Zeng et al.， 2007)。这一原因与前面讨论过的“胜利的成本”效应(即较多身体虚弱的高龄老人从死亡风险中被救治而导致高龄老人整体的认知残障率提高)叠加在一起，导致了我国 2008 年各年龄组的男女高龄老人的认知功能显著差于 1998年的高龄老人，其差异在统计上高度显著(p<0.001)。然而，丹麦的情况截然不同： 1915 年出生的高龄

3、老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显著高于 1905年出生的高龄老人(p=0.006)。因为受教育水平越高，在老年时期认知功能指数越高(Huang等, 2013)，这种更高的教育水平为较晚出生的丹麦高龄老人的健康带来的正向效应，或许超过了“胜利的成本”对高龄老人整体认知功能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丹麦 2010年95 岁高龄老人的认知功能比 1998 年 93岁高龄老人显著改善。另外，我们还发现，中国较晚时期出生和较早时期出生的高龄老人在处于相同年龄时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躯体功能和认知功能的队列差异明显大于丹麦高龄老人的相应队列差异。例如，中国 1998-2008 年间 90-99岁年龄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残障指数的年均变化率为-2.3，而丹麦 1998-2010 年间相应的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残障指数年均变化率仅为-1.1。中国和丹麦的这一差异可以被理解为以下事实的结果：中国在近年来正经历高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流行病学转型，而丹麦在几十年前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一历程。